1995年，我刚满20岁，正是年轻人渴望名声和尊严的年纪。然而，困境逼迫我做出不可理喻的行为。我已经两天没有饮水，饥饿的感觉令我几乎失去理智。在距离县城十几公里的路程徒步走来，我的双腿几乎难以再支撑，疲惫得像浑身灌了铅。我咽了口干涩的口水，心里忐忑不安，左右看看，如果周围没人，我便鬼使神差地走进了田地里。在微弱的月光下，我摸到一根粗大的红薯藤，跟着藤蔓往下掏。泥土很硬，我忍着刺痛，拼命刨动，终于挖出了一个拳头大小的红薯。就在我迫不及待地准备咬下去的瞬间，背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：“把手里的东西放下。”

耀眼的手电筒光束骤然照在我身上，令我感到毛骨悚然，手中的红薯重重掉落在地。我几乎不能睁眼，只能本能地用手臂挡住，心中一片茫然，惟恐一切将就此结束。光线晃动了几下，手电光束渐渐下移，我才看清眼前站着的女人。她穿着一件旧的深蓝色外套，脚踩黑色的高筒雨靴，手中除了手电筒，还有一把锄头。她没有大喊，只是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打量着我。

“多大了？”她的声音异常平静，但透着一种不容抗拒的威严。我结结巴巴地说了句“二……二十”，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，恨不得立刻消失。她的话像鞭子般抽打着我的脸，“二十岁，一个大男人，半夜三更在别人地里偷东西，你的父母是这么教你的吗？”我瞬间脸红得像被火烤，眼泪在眼眶中打转，却死死咬着唇不让泪水掉下来。无法辩驳的我只能低头，准备接受即将到来的惩罚。

周围死寂，只有微风吹动红薯叶的沙沙声回荡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叹了口气，关掉了手电：“去派出所，还是跟我回家？”我惊愕地抬头，无法相信她的提问。在昏暗的夜里，我看不清她的表情，但她的语气使我觉得这不是玩笑。去派出所对我而言意味着一生的污点，我再也无法抬起头来做人。“我……我跟你走。”我的声音因恐惧和一丝侥幸而颤抖。

“跟上。”她不再多说，回过身，踩着田埂向村里走去。我犹如一个做错事的孩子，捡起那只沾满泥土的红薯，紧紧跟在她身后。一路上，我脑海里百转千回，思考着她的身份和动机，她为什么不喊人？她将我带回家，难道是要在家中绑住我然后报警？

大约十分钟后，我们到达了村口一处独门独院的砖房前。她推开木门，在院中简单洗了洗手，接着打开了屋里的门，拉亮昏黄的灯光：“快进来，把门关上，别让别人看到。”